【核心提示】何为江南文化传统的内核？换言之，什么是江南区域自其肇始即奠定、并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基本精神质素？笔者认为，江南文化传统的内核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偏于感性温润的“诗性审美”，另一方面则是偏于务实坚韧的“实用理性”。江南文化传统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维度，如政治文化传统、经济文化传统、文学传统、艺术传统、学术传统、宗教传统等，往往指向“诗性审美”与“实用理性”交错的文化精神。

　　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江南文化传统“双核”在表现形态上有何特征？这可从空间的大与小之辨、时间的远与近之辨等方面进行探讨。

　　空间：大小之辨

　　江南较之全国固然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区，但对于区域内部而言，也并非全然同质同调。文化传统的层级而言，既包括吴越共有传统，也包括相对分立的吴地传统与越地传统。两浙传统而言，又包括浙西传统与浙东传统；江南区域内的城市文化而言，又有苏州、扬州、常州、无锡、杭州、湖州、嘉兴等不同的城市文化传统。

　　江南文化传统大区域与局部小区域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大包容小的关系，二是大小同质的关系。

　　前者如人们对吴地传统的判定。有研究者认为，吴地传统由多种城市文化精神所承载，如“精致和谐、务实创新”的太仓精神，“吴风越韵、精致致远”的吴江精神，“开放、融合、创新、”的昆山精神，“争先、开放、和谐、人文”的常熟精神等，终归结、凸显为吴地文化“崇文、融和、创新、致远”的固有蕴涵。春秋以来，吴地传统因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与越地早期之坚忍刚烈即有大的差别，偏于“诗性审美”一脉。相对而言，吴地传统更显精致，更多崇文因素。可以说，它大体上从属、包容于江南文化传统的“双核”之中。

　　越地传统则因应历史发展大势，颇有起落。春秋时，越国僻处东南，披发跣足，未习文教，卧薪尝胆，隐忍生聚，一朝灭吴，更绝其祀。六朝以来，越地人文蔚起，风气为之大变，“诗性审美”与“实用理性”孕育至成熟，皆极发达。越地传统与江南文化传统之间体现出更多的同质性。梅新林教授曾将江南文化肇始期之精神比喻为“箫”与“剑”，可谓生动形象。对此，可以杭州的城市文化传统为证。杭州城市文化具有鲜明的二重性，兼有阴柔飘逸和雄健沉着之内蕴。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相对应，历史传说中的白娘子、苏小小、冯小青等人不断抒写着杭州文化中婉约多情的一面，而岳王庙、于谦墓等代表着刚健之风，故晚明士人有称“红粉心”与“节侠气”。也许还有一种说法足以概括以杭州为代表的浙人品格，即所谓“浙人如玉”——温润其形，刚健其心。

　　时间：远近之辨　

　　江南文化绵延数千年，辗转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内核基本不变，但随时代迁延毕竟有远近之别。先秦基本上确立了江南文化传统，此后各历史阶段则对前代传统进以不断辨析与追认，或偏于政治因素，或侧重文学艺术，或强调商业经济，其中便既有“远传统”，也有“近传统”。

　　当代研究立场而言，远近传统之辨的关键在于分析传统形态之古典与现代的差别。换言之，需考察一个来自古远时代的文化传统是如何不断发展演变，尤其是如何在古今转型阶段被赋予现代性质素，树立文化更新意义上的“近传统”，从而成为当代社会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回顾江南文化的发展历程时需认识到，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绝非诸种文化因子间简单的“传递”，也不是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的简单叠加。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延续性和再生性。整体而言，江南文化传统所发生的现代转型，一方面固然是吴越时期“远传统”奠定的文化基调，另一方面更是宋元以来的“近传统”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

　　“近传统”在宋元肇始其端，归于江南文化现代转型之上海所确立的“海派”传统。“诗性审美”之言情传统在江南根基深厚，言情小说柔媚缠绵的格调，才子佳人的哀怨故事，较为切合“杏花春雨江南”的地域品格，因而言情小说在江南地区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影响甚大。综观近代上海的言情文学，从韩邦庆满纸苏州方言的《海上花列传》，到以江浙人唱主角在洋场上风光无限的“鸳鸯蝴蝶派”，言情文学每一步重要发展几乎都与江南城市血脉相连、声息相通。上海立足于明清而降以苏、杭、扬为中心的江南市民文化传统，同时吸纳和接受更多具有西方特色的文化形式，营造出中西合璧、具有小资情调的商业文化氛围。尤其是借助现代传媒，通过各类新闻报章、文学期刊编织悲欢离合的婚恋故事，以投合广大市民对于风月言情故事的传统爱好，在展示江南区域文化感性婉约的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凸显出城市消费文化的本质属性。

　　至于“实用理性”一脉，宋元时期，“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都主张事功之学。明中期以来，浙江余姚的王阳明创“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江苏昆山的顾炎武则提出“经世致用”之重要思想。19世纪80年代以来，从宣传维新变法到主张革命，作为全国重要的报刊出版发行地的上海，已成为时代思想的宣传基地。近代上海所确立的思想启蒙之文化传统，将江南文化精神中的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兴亡有责等思想质素和精神因子挥洒得淋漓尽致。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