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3000多年前的《尚书》用“益稷”一章记述了舜、禹和皋陶之间的讨论。

　　舜，这位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所谓“绣”，即缝、绣。舜要两人把日月等图案绘制在上衣，虎、水草、火、白米、斧形花纹、黑青花纹绣在下衣，用5种颜色区别色彩，做成衣服。

　　这是后来延续千年的“十二章服”的由来——它规定了自天子开始的着装图案。

　　这句话，也是目前可知早讲述中国人刺绣工艺的文字。

　　刺绣在中国的产生，与养蚕、缫丝业的兴盛息息相关。随着对蚕丝的熟悉与丝织的进步，华夏先民们不满足于丝织物本身的纹理和图案，以绣针牵引彩线，生出花式繁多的图案。

　　1958年在长沙楚墓中出土了目前中国早的刺绣品——龙纹气势生动奔放，凤鸟飞舞于流云之中。其后马王堆等考古现场多有绣品出土，生动表达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审美习惯。

　　一丝一绣，是为中国独特的文化象征。从中原到南岭、西藏、新疆、内蒙古，数十种风格迥异的刺绣工艺，组成了庞大的“中国绣”家族。

　　然而，以手工为特色的刺绣，始终未能与现代服装、家居和生活用品的生产方式充分融合。其情形与中国诸多特色文化产业的窘境类似。

　　究其根本，刺绣之所以延续千年，是因为其与中国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始终密合同一。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尝试自己的“工业革命”，之前刺绣代表的手工生产方式与农业社会始终相伴相生。

　　一旦进入现代，手工生产方式必然与社会分离。这也是刺绣不断衰落的历史必然。

　　因此，每年给予一位地方刺绣技术传承人数万元拨款，其实根本无法弥补这种技艺与社会生活的脱节。又或者说，除非与中国人、世界的生活重新结合，否则任何一种中国绣都无法避免终消失的命运。

　　当然，对于西南高半山地区的妇女而言，几乎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改造刺绣。首先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喜好并重新设计，其次则是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达到价格与品质的平衡。在很多地区，手工艺人们也在犹豫，要不要机器化生产。

　　所以，外部世界必须给予他们诚恳而有效的帮助。正如青海的文化系统干部所言，至少要走出去、看一看，才能引导本地的产业发展。

　　而这种带有浓厚公益色彩的行动，很难由市场自发生成。

　　对于中国绣而言，显然不能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来自我安慰。来自朝鲜、越南的绣品，正在形成冲击。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升级”，恐怕相当一部分民族的、区域性的刺绣产品，都将被性价比更高的外来产品淹没——这也是工业化社会的基本规律。

　　中国绣，必须被拯救。

　　兴秀的场官司

　　2008年的大地震可以作为羌绣兴盛的一个起点，

　　把李兴秀这样的高半山妇女们引入聚光灯下，但官司终究不可避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莉莉/四川成都阿坝报道

　　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三楼右手的第九审判庭，被告人樊增林没有来，他授权“特别代理”的律师至少要迟到30分钟。

　　2015年3月的这个上午，审判员来回踱着小步，对李兴秀说：“可能律师在想你这个官司哪个打嘛！”

　　李兴秀和她的律师早已端正地坐在原告席上。没穿那身颜色艳丽的羌族服装，她像一个普通农家妇女。但夸张的圈圈耳环以及黑色靴子上的穗子，还是显出了她的不同。

　　大约能坐30人的旁听席上，只有李兴秀称为“老公”的男人。

　　前晚上，在成简高速路旁的一个家庭旅馆里，李兴秀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人生中的场官司。

　　2008年的大地震后，她和可能有4000多年历史的羌绣，已经经历了好多个“次”。

　　“地震让羌绣的发展加速了至少50年。”那时至今，李兴秀遭遇了她从未见过的江湖。

　　那时我们还不叫羌绣

　　6岁开始跟着母亲学“扎花”——这是茂县对羌绣的称呼。

　　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甚至是行走山路时，都拿出鞋垫、鞋或者围兜绣一绣。李兴秀至今认为那是她理所当然的人生，“羌族每个女人都是这样的”。

　　当了8年代课教师之后，李兴秀配过猪药，卖给养猪的人家。走村串寨卖猪药的过程中，“我发现娃娃们都在绣，但是绣得不算好，其实可以更好”。

　　于是，李兴秀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个角色，教娃娃们怎样绣得更好，同时“将自己绣的东西推出去”。

　　这是李兴秀从读书不多的农村妇女成为羌绣名人的开始。

　　“那时教与学跟现在可不一样。”李兴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人至少要学一到三年，所以，那时叫徒弟。现在是集中培训，政府补助经费、时间短，叫学员。”

　　开始时教刺绣、卖绣品，都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做。“每个人都会，你还要教，没有颜面的。”李兴秀说。

　　于是，她离开家乡松坪沟乡到其他乡镇，远时到了北川县。

　　而且绣品也很少能“卖钱”，“我教你，或者我给你绣个围兜，你去帮我锄地，或者送我一块布。”李兴秀说，那是羌绣发展过程中特有的“换工”时代。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李兴秀绣出了“羌寨绣庄”几个字，挂在租来的小门脸里，这时，“绣出来的东西可以卖到钱了”。

　　2004年，“羌寨绣庄”从路边的小门脸成为四川羌寨绣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羌寨绣庄).

　　与李兴秀一起完成这项创业计划的是一个叫杨军的人，当时他在成都打工，被李兴秀叫回了家乡茂县。

　　“我们2007年注册商标‘羌绣’，地震那年羌绣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来商标局对我说，非物质遗产的名字是不能注册的。”她回忆，在那之前并没有人把“扎花”叫做“羌绣”。

　　不同地方叫法不同，有的叫挑花，有的叫刺花，后来统一都叫做羌绣。“要是没有地震，羌绣现在应该是我们的注册商标了。”

　　2008年，羌绣成为在扶持地震灾区的一个支点，李兴秀也被评为省级羌绣技术传承人。

　　那以后的几年里，“好几次差点打官司。”

　　投资为什么

　　李兴秀曾经几乎要起诉羌绣技术传承人杨华珍。因为她对藏族人杨华珍被称作羌族刺绣传承人存在异议，“羌绣传承人应该是羌族人”。

　　已过去近7年，说到这件事，她的眼睛里还闪着小火苗。

　　李兴秀又几乎要起诉李连杰，因为壹基金对于羌绣的帮扶计划。

　　“这几年总跟官司扯在一起。”她如此对《瞭望东方周刊》总结。

　　不过，只有这一次她将想法真正付诸行动。“前两次如果真起诉了，对我们羌族文化影响不好。这一次也一样，但实在没有办法了。”

　　“她认为法律是公正的，那告吧！我还没当过被告人。”开庭前夜，正患痛风的樊增林也不轻松。和朋友谈起这件“恼火”的事情，从下午到凌晨。

　　“当初之所以投资，看中的是李兴秀的技术和她的各种荣誉证书，墙角的纸箱子里放的都是荣誉证书。”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李兴秀对他说，“我的名字在羌绣行业里值1000万元。”

　　投资之前，樊增林对羌绣并不了解，“羌寨绣庄当时有一个店铺在岷江岸边。每次路过，看到模特穿得花花绿绿的。”

　　简阳人樊增林一直生活在成都，公司主营业务是“建筑、工程”。后来经时任茂县政协一位领导的引荐，他参与了羌寨绣庄的投资。

　　一个关键因素是，茂县是成都到九寨沟的必经之地。“当时一个领导跟我说，九寨环线一年游客600万，一个人算买5元的东西，一年是3000万元，算30%的利润，也有1000万元。”樊增林说。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经投资”，即看中羌寨绣庄的前景，“跟其他投资羌文化的人不一样，尤其是灾后重建的投资，很多是冲着政府补贴过来的。”

　　总之，2010年樊增林以数百万元人民币投入羌寨绣庄，买地，兴建厂房、员工住房等。

　　樊增林是占有55%股份的股东，羌寨绣庄的法人代表身份也从李兴秀变更为樊增林。李兴秀、杨军和另一位与这次投资有关的地方人士各占15%。

　　官司起因是李兴秀要樊增林尽快兑现承诺，将2014年10月所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里剩下的70余万元全部还清。

　　樊增林则认为，在这份协议签署前，李兴秀的老公、女儿分别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注册了“茂县兴绣手工艺文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阿坝州兴绣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与羌寨绣庄存在同业竞争，“她名声在外，公司以前的客户都奔着她去了，我们公司将来怎么办？”

　　“收购协议暂时取消，我不买了行了吧！”樊增林对本刊记者说。

　　地震后的机会

　　2010年时，杨军劝说李兴秀同意樊增林的投资计划，“她当时有点害怕，怕再遇见的是‘一针一线’。”

　　“一针一线”起源于地震后壹基金的羌绣帮扶计划，以“保护与传承的思路帮助农村妇女在家完成业”。

　　李兴秀与“一针一线”和李连杰的纠葛，也源于此。

　　2008年6月，李兴秀接到一个电话，说有名人要帮助羌绣发展，“那是政府里的一个领导，他知道我一直做羌绣。我当时激动得差点哭了。”

　　强震带来的恐惧过后，李兴秀曾想：“一切都没有了，将来羌绣卖给谁啊？我们怎么生活啊？”

　　从茂县到成都近180公里，正常情况下3个小时车程，李兴秀带着羌寨绣庄的8名员工和自己的3名徒弟走了 3天，“那几天下雨，我们坐的是拉救灾物资的车。”

　　“那是一个大名人，还有成都的一家文化公司，他们让我培训灾区的绣娘。”李兴秀带着绣娘们每天蹲在雨棚下进行图案、针法的培训。

　　“大名人”是李连杰。当时由壹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启动了壹基金、成都高屯子文化机构联合发起的“羌绣帮扶计划”，后来“升级”为“一针一线计划”。

　　李兴秀还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言稿整整3张纸，我边培训绣娘、边背诵，背了很多天，很熟练。”

　　上台时，“那么多人面前，一个人送来一幅字，上面写着‘坚强’两个字，我一下哭了。”接着，“几个以前我教过的、打过交道的羌族人过来，喊了声‘李姐’，抱着我哭。”李兴秀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镇定了一下，我把她们扯开说，哭什么，我们羌族儿女要重新站起来。”

　　背了好多天的发言稿，一个字都没用上。而掌声经久不息。

　　2008年地震后那些场合的每个细节，李兴秀都记忆犹新，比如每一位领导的职位，他们在什么情景下说过什么样的话。

　　“她总是太天真，容易受骗。”杨军说，“那么多来路不明的机构举办的活动，她都会去。尤其是2008年以前，很多都要自己花钱买展位、自己出路费。她没什么钱，公司也亏了，但是名声有了。”

　　也正因为这样，李兴秀“快60岁了，没有一处房子，什么都没有”。

　　但是，地震后的那通电话，改变了一切。

　　羌绣可以这样做

　　是在那次背了稿子又没用上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兴秀看到了漂亮的模特穿着有她设计的羌绣图案的衣服。惊讶、兴奋之余，她把信息传递给杨军，“我从来都不知道羌绣可以这样做。”

　　杨军从中看到了“难得的机会”，于是制订了“将来羌寨绣庄负责生产，成都那家文化公司负责宣传、推广和销售”的方案，并与对方接洽。

　　，“不知道什么原因，培训3个月后，李兴秀带着员工回来了，‘一针一线’项目诞生了，名字还是李兴秀给取的，但产品跟李兴秀和羌寨绣庄却没有任何关系。”杨军说。

　　“一针一线”项目负责人颜凤辉对《瞭望东方周刊》谈起李兴秀：“农村妇女没有多少文化，总认为事情是交给她的。”

　　类似的言语，樊增林也说过：“她很多想法不真实，但总认为要把羌绣发展好。”

　　杨军认为李兴秀被利用了，但也承认“一针一线”确实把羌绣从羌族传统的日常生活领进了现代生活，“李连杰用他的资源帮羌绣打开了一条路。”

　　当时，在阿坝州政府的支持下，“羌绣帮扶计划”和“一针一线”发动了各村寨的妇女主任，组织绣娘进行规模化的手工生产。

　　壹基金和成都高屯子文化机构负责设计、销售，由绣娘们按照订单制作。联想、蒙牛等多家企业都有订制。

　　“一针一线”2009年结束了与壹基金的合作。时年7月，由成都高屯子文化机构负责人高屯子的妻子颜俊辉担任董事长的成都盛世文锦公司成立，并注册拥有了“一针一线”商标。2013年6月，“一针一线”获得风投资金2000万美元。

　　“壹基金退出了帮扶计划，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要自己学会生存。”颜凤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不过，从刚开始关注羌绣产品，现在的“一针一线”已进入其他绣品领域。目前位于成都宽窄巷子的专卖店里，蜀绣元素的产品居多。

　　“当时壹基金投入了170多万元，如果这个机会李兴秀能把握住，羌寨绣庄也不会这么难。”杨军为此不止一次表达对李兴秀的不满，认为她“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没有一点点经商才能，而与她合作的每个人都比她聪明多了”。

　　从那以后，李兴秀提到“投资”害怕，“社会太复杂了，都想不明白。”

　　变与不变

　　那个“名字值1000万元”的对话后半段，其实是樊增林对李兴秀说：“你能找到500万元来，我立刻给你另外500万元。”

　　樊增林认为，李兴秀根本没意识到羌绣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地震时引起关注，营业额也震后三年有增长，这两年还有吗？

　　李兴秀却对自己的经商才能很自信，“我从20多岁开始做经营，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对于樊增林的抨击是：不懂羌族文化，不是真心想发展羌绣，除了房子，他没给羌寨绣庄带来什么。“他有一次说，实在不行我不做羌绣了，有房子，我们可以做茶楼、酒店，都比羌绣挣钱。”

　　的确，震后的个3年，羌寨绣庄保持了400万元左右的年营业收入，2013年降为100万元，2014年降为50万元。

　　“虽然羌绣一度引起关注，但产业化发展还没走上轨道。整个茂县共有3个省级羌绣技术传承人，实际上只有李兴秀一个人在做跟羌绣经营有关的事。”杨军告诉本刊记者，“汶川的银杏乡现在主要给‘一针一线’做生产。茂县有一个羌绣公司，前后投资了2000多万元，倒闭了。”

　　多年来一直做羌绣产品推广，杨军认为，刺绣针法没有太大区别，多是原材料、图案的区别，羌绣作为区域性产品，市场份额本来很少，“如果作了变通，失了味道；如果不作变通，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他曾托关系将羌绣产品送进上海、北京的博览会，但效果也不是很好。

　　而且，“整个羌绣行业从业者素质普遍低下，都是农村妇女，市场混乱，已经在打价格战，出现恶性竞争。”作为率先开发羌绣旅游产品的公司，“羌寨绣庄投资了很多钱开发新产品，但第二天小作坊模仿出来了。”

　　税收也是羌寨绣庄的一大压力，“这么多年一直是17%。”杨军说。

　　颜凤辉同样有关于税收的困惑，她认为以“社会企业”角色自我定义的“一针一线”，“主要解决山区妇女的业问题，但税收没有优惠，一直都是17%。”

　　“一针一线”在北京等中国主要的旅游城市已开了16家店，“网店也有，但是可能因为手工艺品的体验很重要，网店的生意没有实体店好。”否认曾有投资进入的颜凤辉说，“可能手工艺品不是暴利行业，没有投资机构来找过我们。”而她也担心这句话可能扫了投资人的兴趣。

　　李兴秀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我想从羌寨绣庄出来了。”

　　引起樊增林不满的两个机构中，阿坝州兴绣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主要培训绣娘，每年可以通过招投标获得政府购买补助。对于羌绣的支持，也是现在羌绣培训学校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茂县兴绣手工艺文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把农村里经过培训绣娘的绣片收上来，“我们有机器，再做加工，卖出去。”

　　这种“农户+基地+公司”的模式并不新鲜，李兴秀认为，重要的是“我知道茂县贫困的村庄在哪里。我知道需要帮扶的绣娘在哪里”。

　　贷款20多万元、借款130多万元的重新创业计划已经启动。李兴秀有些感慨：“我已经55岁了。”

　　中国绣品：针尖上的标准

　　她看重来客提出的香港中国文交所这个平台，但也担心苏绣与金融结合的前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渠魁/江苏苏州报道

　　“产业规模来看，大多数人都不及格。”沈德龙一边驾驶着银灰色奔驰商务车、一边与本刊记者开聊。

　　这位曾做过大学老师的“绣爷”，是通常被称为“八千绣娘”中的一员，虽然在苏州镇湖这个苏绣故乡他颇为另类。他经营着一家三四百人的刺绣加工企业，并在全国各地开了30多家品牌直营店。

　　车要驶过镇湖1700米的绣品街——刺绣一条街，窗外是这位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的一家品牌直营店。

　　他其实是早一批在镇湖开店经营刺绣的人，也是早从这里撤走的人。

　　1998年，还只有二三十户商家在刚刚开发的绣品街上安营扎寨。当年沈德龙个用刺绣表现现当代题材，题材的创新引爆了他的苏绣生意，一个月赚五六万元。

　　可惜好景不长，大量低价模仿者纷至沓来。他只能关掉店面，撤出镇湖，转到十全街开店。

　　如今在绣品街上，已经有430多家商铺。作为中国有名的刺绣产品，苏绣正在谋求“实质”的产业变化。

　　绣娘的想法

　　2014年春夏之交，镇湖绣馆街绣娘王丽华的“江南一绣”刺绣艺术馆迎来两位访客：苏州志高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俞伟华，苏州长润文化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振言。

　　他们此行是为了继续推动苏绣“上市”。目睹这家艺术馆赖以成名的“青铜绣品”——王丽华13年前根据画册上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青铜文物后创制，他们非常肯定苏绣“有品牌塑造和推广的需求”。

　　俞伟华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艺术品资产包’上市是全新的投资渠道和方向，是艺术品类证券化的资本运作。通过艺术品权益产权拆分为若干资产包进行发售，上市后，也可以像股票一样，或短线或长线买进卖出。”

　　漫步绣品街，所闻所见，当下苏绣的销售方式无非是零售、订单、实体店、拍卖、展会，还有是近10年里逐渐兴起的“朝鲜绣”批发。

　　上市——这个完全颠覆整个刺绣行业前店后坊的理念，对于其他数位具有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身份的“绣娘”来讲，有些不可琢磨。

　　对于苏绣金融化，王丽华却动心了，她看重来客提出的香港中国文交所这个平台，但也担心苏绣与金融结合的前景，担心上市后“股份卖不掉，打击了刺绣行业”。

　　绣娘姚建萍却是主动找到俞伟华，表示也想上市。

　　她在镇湖是苏绣的“旗帜性人物”，其《英国女王》、《海纳百川》、《木槿花》等先后被英国王室、中南海收藏，或成为习近平主席赠送给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国礼。

　　让俞伟华和赵振言备添信心的是，2011年10月以姚建萍为主绣者的《富春山居图》和《百鸽图》曾在天津文交所上市。只是后来天津文交所被叫停，这两幅作品的金融增值未能实现。

　　从2014年初次接触，8月王丽华创作的苏绣艺术品“青铜之韵”——青铜绣品系列，终于在香港中国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上市发行。

　　“青铜之韵”资产包定向发行5500万港元，每股发行价是1港元。开盘当天上午收市时，成交金额达到3000多万港元。

　　2014年9月，姚建萍创作的苏绣作品权益份额资产包“和谐盛世”挂牌上市。这个单件刺绣总价格6500万元港币，上市当日超额申购比例达238%。

　　2014年12月，俞伟华在上海自贸区帮助王丽华和姚建萍以个人名义建立了艺术品基金。

　　他说，这两个艺术品基金都还没有正式运营，但是自己的计划是借鉴70年代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的成熟运作，丰富艺术品投资的层次。

　　“猫店”的起步

　　苏绣自古被视为高尚生活的必需品，但其价值达到“上市”的标准，也走过了漫长道路。

　　嵌入太湖的镇湖自古闭塞，虽然身在“世界工厂”的苏州，改革开放后却没有自办企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镇湖却也如蚌壳中的珍珠，2000多年来一直绵延着“家家有绣女，户户有绷架”的传统。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苏绣基本上还是“闺阁中的翰墨”，刺绣也多与被面、枕套之类的生活用品有关。

　　30年代的绣娘杨守玉发明乱针绣，成功地把绘画和刺绣结合起来。但到50年代，“刺绣才完成从生活用品到艺术品，然后推向高精尖的过渡。”85岁高龄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文霞告诉本刊记者。

　　1956年，顾文霞带双面绣《月季小猫》赴英国伦敦进行刺绣操作表演时，轰动英伦三岛。一直到，绣猫在苏绣市场上依旧是重要题材，所以商家们至今仍把店铺称为“猫店”。

　　“那时高端刺绣市场在国外，苏州刺绣研究所也做了许多旅游产品，基本都是卖给外国人，绣猫越来越出名，正是因为外贸订单的要求。”沈德龙回忆，1995年他带了大大小小20多件苏绣作品参加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时，更多人是持观望态度的。

　　彼时，国内的高端艺术品市场还没有形成，但镇湖苏绣得以聚集，形成规模正是肇始于做工粗糙、工价便宜的低端刺绣。

　　镇湖、东渚、光福三个比邻而立的工艺古镇好像太湖滋养的三个孩子。镇湖刺绣多以成品为主，东渚和光福刺绣则更倾向品牌定制。2014年，产自这里的绣品还出现在APEC“太太团”的身上。

　　绣娘手机中存有客户提供的照片，做定制是“客户来订单，基本上是在一张白纸上写明要求，而我根据客户的肤色、性格、爱好、个人修养与品味等，在布料上设计个性化的纹饰”。

　　1993年韩服订单进入工价低廉的中国。单价100元左右的韩服，一张订单有500件，绣娘们有一个月可以拿到几张订单。

　　然而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苏州绣娘们都不同程度被韩国客商拖欠了加工货款。她们于是逐渐开始与贸易公司合作，做欧美品牌的外贸订单。直到2003年，美国与伊拉克爆发战争，很重要的中东生意也出现下滑，绣娘们又把工作重点转向高端服装品牌定制。

　　5万针和1万针

　　但是，作为一种商品，苏绣还缺乏很多应有的特征，比如标准。

　　20世纪初，沈德龙原创的《雄狮》在苏州十全街刺绣品牌店中标价1.2万元人民币，可是跟随而来的同行，把类似图案产品的价格定为4500元，还可议价。

　　这并不是沈德龙次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感觉，1999年他从镇湖撤出的经历还在眼前。

　　多数客户并不能辨别苏绣作品的优良程度，沈德龙于是尝试性地建立标准——具体而言，根据线绒、针距、疏密、色彩以及绣娘的工价，制定出产品的标准。

　　比如标准的苏绣用线是一根线可以分成两绒，一绒又可以劈成8丝，用一绒和一丝分别来绣，成本会相差8倍。

　　再如针距，一针10厘米和一针1厘米的成本差距有10倍；再如疏密，30厘米、40厘米长宽的绣布，用5万针绣完和1万针绣完，成本又有5倍差距。

　　沈德龙根据市场定位的细分和质量差异，将产品分为右龙、左龙、沈氏、绣皇、女红坊、绣缘等6个等级。绣缘是等级，也是两三千元的苏绣作品。

　　他的想法是，把符合1.2万元标准的《雄狮》挂出来，也把8800元、5600元、4500元、2000元标准的同类图案作品挂出来，优劣自然一目了然。

　　沈德龙觉得，由此自己得以甩开众多模仿者，“刺绣品牌已经成熟了，不再害怕竞争。”所以他重返镇湖，在绣品街再开了一家品牌直营店。

　　在他位于东渚的办公室中，正有绣娘拿着作品请他鉴定。下一步，他希望把自己的企业标准申请为行业标准。

　　“姐妹们都希望这条路能走通。”尝到好处的王丽华已经开始为第二次“上市”做准备，她这一次打算推出玉器题材的苏绣作品。

　　作为艺术品上市的力推者，俞伟华更在乎标准对艺术品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先需要的是艺术品机制评估体系。”没有统一的标准，当下的刺绣作品采用的都是两方议价的方式。

　　“金融业与艺术品结合，风险必须降到，它会带来一整套游戏规则，给我们目前的艺术品市场带来一定的规范作用。”规范的游戏规则，现在是俞伟华期待的。

　　朝鲜绣的中国故事

　　来自朝鲜、越南的绣娘们，用低廉的手工影响着远在苏州的中国绣，

　　逼迫它升级、成为更有价值的产品，否则要被替代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渠魁/江苏苏州报道

　　苏州镇湖绣品街上，周京蓉经营着一家刺绣商铺。展台上摆满了未装裱的绣品，四边有些毛糙，有的还可见污渍。

　　在绣品街上只要看到这样摆放绣品的商铺，不管招牌上是否写明“朝鲜绣批发”，肯定都在经营朝鲜绣。

　　据说，镇湖主营朝鲜绣的商铺有七八十家，一种模式是直接与朝鲜的公社联系，另一种则是在辽宁丹东等地代工生产。

　　与正在争取高端精品和标准化的苏绣不同，朝鲜绣“走量”。此前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主任祁述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则认为，苏州60%的刺绣产品来自朝鲜。

　　到朝鲜去

　　2010年周京蓉次到朝鲜。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苏州绣娘人工成本快速上涨，去朝鲜是要解决劳动力成本问题，再加上朝鲜也有刺绣基础，“做这样的选择水到渠成”。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文霞告诉本刊记者，1963年她在苏州刺绣研究所工作时，周恩来总理曾经转给他们一张朝鲜绣《少女》。她看到，朝鲜绣色彩比较单调，针法也不很丰富。

　　由于针法和理念的区别，周京蓉首先要培训朝鲜绣娘——多是隔月派技术员去朝鲜教学指导。

　　这是一件花费巨大的事，通常技术员的月工资是1万元左右，此外每一次去都有翻译跟着吃住，又是一笔花费。

　　黄志琴在绣品街上也经营着朝鲜绣商铺，正因为花费巨大，她现在也不常去朝鲜了。

　　其实初期苏州的商家们都把培训地点选在辽宁丹东、吉林珲春等城市，让朝鲜挑选一些人过来学。现在比较大的商家在朝鲜及边境地区拥有4个加工厂、上千个工人。

　　绣娘、苏绣工艺师张建英2009年去过朝鲜。她的丈夫周鸣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朝鲜绣娘的每小时人均成本也三五元，现在贵一些，但本地绣娘的每小时成本已经在12元到20元。”

　　周鸣说，那时朝鲜有一家70多人的工厂专为他们加工刺绣。工厂都是由朝鲜方面的公社管理，所以他们并不能掌控质量。他们能做的是把刺绣所需的材料运往丹东再运进朝鲜，那里有人把原材料散发出去。

　　在朝鲜绣逐渐占据苏绣市场的5年里，“朝鲜代工”在中国与朝鲜之间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丹东有不少对朝贸易中介连接着苏州与朝鲜。

　　转到越南

　　“绣爷”皋文华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朝鲜绣在绣品街上出现，2012年开始有朝鲜绣铺，2013年在皋文华眼中是朝鲜绣的年份，当时从丹东过来的几个商人都赚了很多钱。

　　“后来去朝鲜的人越来越多，产品也越来越多，走量产的朝鲜绣也成了便宜、东西烂的代名词。”在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周鸣夫妇决定从朝鲜撤出，转去越南。

　　越南的人力成本虽比朝鲜高很多，但中国人可以控制生产过程。4年来，周鸣在越南河内的远郊建起了3座作坊，其中两个直接管理，一个代工性质，共有100多“绣娘”。

　　周鸣和张建英在绣品街上经营的还是传统的“夫妻老婆店”，张建英负责刺绣指导，周鸣负责营销和管理。

　　他们的刺绣艺术馆和其他绣娘的艺术馆大同小异，楼上楼下都挂满了装裱好的刺绣作品。

　　如果没人提醒，外来者都会以为这些做工相对精致的作品是在本地加工的。其实，其中多数商品都是来自越南的中绣品，价格在3000元以上，这与绣品街上100多元到数百元一幅的朝鲜绣差距很大。

　　越南刺绣的人工成本是50元左右，因为可以直接挑选、管理、培训当地绣娘，也不用担心像在朝鲜每天要搞半天“政治学习”，更没有对方突然要求加价的情况。

　　“绣几个小时，给你多少钱，以打卡来计算。”张建英现在隔月去一次越南指导刺绣，周鸣的父母也常在越南帮助他们照看作坊。

　　不过，现在去越南找代工的人还比较少，绣品街上还没有“越南绣”的说法。除了人工成本更低，来自越南和朝鲜的绣品很少以贸易品的方式运进中国，而是通过中介、亲朋夹带而来。由于每次规模并不大，很少被海关征税。

　　成本贵了，绣娘少了

　　“姚慧芬刺绣艺术馆”馆长俞宏清丝毫没有掩饰他的忧虑：姚慧芬现在带20多个徒弟，多是年龄偏大的绣娘，30多岁的只有两位。再过几年，有的回去带孙子了，有的身体慢慢跟不上了。

　　“八千绣娘，现在多三千。”皋文华说，“现在刺绣生产的主力是60后、70后，年轻人完全跟不上来。”

　　人工不仅“贵”，而且“稀缺”。

　　在镇湖数日，本刊记者很少看到年轻一代的绣娘，只有少数80后在从事刺绣。本地劳动力不足，使量产部分的刺绣加工不可避免地外移。

　　同时，“一个门面，我们租的时候是一年5000元，一二三层全可以用。10年后，涨到了7.5万元。绣品街上的房子，一上一下两层，开始售价也是11万元，但现在两个门面起码要卖到500万元。”周鸣说，昂贵的成本只能迫使他们寻求更廉价的人力来降低综合成本。

　　朝鲜绣在镇湖始终是存在分歧的话题。

　　俞宏清指着“姚慧芬刺绣艺术馆”墙壁上挂着的一些中低端的苏绣作品说：“同样的东西，在朝鲜绣的冲击下，我们卖不动。”

　　他希望把朝鲜绣与苏绣区分开来，不要让朝鲜绣打着苏绣的旗号充斥市场，“朝鲜人再灵巧，他们做出来的永远是另一个民族的东西，精神特质不是苏绣。”

　　不过镇湖刺绣协会副会长张伟并没有太多的担忧，他并不认为朝鲜绣对苏绣的冲击有多么严重，“朝鲜绣也是苏绣，都是用苏绣理念在加工的刺绣。”

　　藏绣的行动力

　　似乎只要被资本关注，会有无限的春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莉莉/青海贵南报道

　　2015年春节前，49岁的索南措带着新买的羊肉从镇上返回贵南县沙沟乡德芒村16号，还有那本“贵南县索南雅卓民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

　　冬日青藏高原的天空更显高远，路两旁光秃笔直的高耸杨树和低矮的沙棘树不断闪现并快速消失在汽车的后视镜里。

　　4小时后，紫色封皮的执照摆放在以黄土、红砖结合夯的房子里，这也是德芒村其他手工艺人进行刺绣以及接受索南措培训的地方。

　　从这时起，进行“辫套、民族服装、民族用品加工及销售”，她们都要将自己的作品推向未知，让它们在市场里自由灵动，优胜劣汰，自决生死。

　　愿意将勇气和手艺化为行动力进行尝试的索南措们，像是衔泥的小鸟，一点点筑贵南县以及海南州因藏绣而有的声名。

　　辫套织的女子成年礼

　　索南措十几岁学会了藏绣，是德芒村绣得的手艺人之一。沙沟乡则是藏绣的发源地。

　　“1500多年前的吐蕃时期，以辫套为载体以及形式之一的藏绣技术从沙沟乡开始，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贵南县副县长周本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风格各异的辫套，随着女子18岁的到来，隆重地出现在她们的成年礼上。贵南女子的成年礼仪式传承保有千年，其细节也如当地的辫套，大大有别于其他藏区。

　　“贵南县几乎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辫套，它们甚至还会是女子的彩礼，出现在婚礼上。”贵南县文体广电局局长华青对本刊记者说。

　　华青参与了索南措成为商业经营者的整个过程，一直跟踪和希望能够培养这些手艺人成为“商业经营者”。

　　到目前为止，索南措以及她的公司主要产品还是辫套，有时还会有藏族妇女服饰等民族服装服饰的制作。

　　知道索南措的人寻到这里来，找她订做。更多时候，索南措则是把产品绣出来，委托县、州上的店铺进行代销。

　　村子里的一部分绣工农闲时分以索南措的家为聚合点进行刺绣，其他时间将田间地头绣成的作品拿给索南措。索南措以高出绣工意愿价格的30%销售出去，高出的那部分是她的利润。

　　不过作为一家新成立的企业，还需要先把产品销售出去，才能将钱回流给绣工。

　　一个普通的辫套通常价格在2000元左右，好一点的4000元左右。后者需要一位很好的绣工用大约40天时间绣成。

　　即使每个新出生的贵南女孩都会购买一套辫套，但随着人口出生率和现代服装的原因，辫套的销量也在萎缩。

　　好在，临近贵德县的旅游资源丰富，人口少、面积小、位置偏远的贵南把辫套销售过去，被游客带离青藏高原。

　　于是，很多人都看到了希望，似乎有别的途径可以帮助藏绣技术更好地传承、发扬，甚至产业化致富。

　　不一样的藏绣

　　将这个希望早期落实到具体行动的是一个叫卓玛杰的人。他并不是贵南人，而是出生在稍远的海东循化县的一个藏族村庄。

　　卓玛杰开始从青海到西藏做水泥、藏毯等生意，后来接受西藏博物馆副馆长索南航旦的建议，于2006年接手当时有点尴尬的贵南县藏绣协会。

　　那时的贵南县藏绣协会主要功能是宣传、培训文化中心户。一直做渠道销售的卓玛杰熟稔商业规律，于是迅速在贵南县藏绣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贵南东格尔藏绣科技有限公司。

　　先给绣工分级，进行生产，2009年6月位于西宁的展销中心正式开业。

　　绣工根据级别的不一样，获取不同的报酬。“每人每月至少2000元左右的收入，在不影响她们日常劳作的情况下，有时还能达到4000多元”卓玛杰说。

　　现在卓玛杰在海南州的贵南、贵德、共和3县共建立了5个藏绣生产基地、18个基层藏绣生产加工点。

　　更多时候是把图案、针线等工具分发下去，一次分发的零散绣工多在500户左右。一定时间内将半产品收回，公司再进行装裱、包装。

　　这种典型的“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一共帮助了2200多农牧民。

　　还有一个叫仁青加的人，来自沙沟乡。与卓玛杰的市场化相比，仁青加的“海南州五彩藏绣艺术有限公司”盛产藏绣精品和经典之作。

　　3个人用两年完成的《百獒图》，曾被人出价100多万元。标价56万元的《千手观音》也一直骄傲地悬挂在展厅。15个人用两年半的时间，绣成的释迦牟尼生平图，曾有人出价700多万元购买，仍然未能如愿。

　　“现在藏绣覆盖了整个海南州5县32个乡镇。这其中有藏绣协会10家、藏绣产业园11家、以藏绣生产为主的工艺品企业达31家，212个行政村建立了生产基地，从业人员6万多人。”海南州副州长王萍告诉 《瞭望东方周刊》，在政策、如《藏羌彝文化产业总体规划》的大背景下，他们在重点培育打造海南藏绣品牌。

　　2014年海南州和贵南县分别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命名为“中国藏绣艺术之乡”、“中国藏绣生产基地”。

　　当然，藏族青年们也希望，“外面的人”能以藏绣为念，追溯当地更久远的文化。

　　要机绣吗

　　很长一段时间里，卓玛杰曾多次请来苏绣、湘绣等专家到青海，给具有一年以上经验的绣工进行针法培训。

　　“单纯的机械式体力劳动已经无法将藏绣文化传承下去。”传统藏绣的缺点是针法比较少，风格粗犷，产品没有其他刺绣产品那么精细，“像苏绣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针法，非常适合和藏绣结合。”卓玛杰解释说。

　　每次有100多人集中学习，再由这100多人将所学技术传授给那些在家里进行生产的绣工。“但无论怎样，藏绣都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卓玛杰强调。

　　但是，手工绣是机绣成本的5倍，“这也许是推广过程中的阻力之一。”卓玛杰也想通过机绣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普及率。

　　河北一家企业提供的刺绣机器，“它们在针法细节处理上还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再修整”，如果机器到位，“一台机器，相当于12个人同时在绣。”但是他觉得，即使可以实现机绣，还需要懂电脑、会制图、会创意的技术人员。

　　显然，目前正在进行生产的绣工们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

　　“2013年开始，我们寻找学历高一点的人才，准备以后上机绣。”卓玛杰说，企业的公司化运作是要改良技术，“让它更好更漂亮”。

　　卓玛杰还有一家“整个海南州市场化做得的藏绣企业”，也是青海省家有出口业务的企业，每年有几十万元人民币的产品出口到美国。

　　他说：“真希望从事藏绣技术推广的人和机构越来越多，这样才会有群体效应，而不要是多少年来一直只有我们几家公司。”

　　水滴进入江海

　　很长一段时间里，藏绣的购买力主要来自政府采购。后者日渐萎缩时，“我们得自寻活路了。”卓玛杰说。

　　“游客+网店+微店”是卓玛杰认为实现销路的通道，因为开一家实体店成本太高，“我们也想把产品带到北京开店，因为只要进入北京市场，等于占领了市场。”

　　花钱在网络上做推广时，卓玛杰发现，“藏绣”在网络营销里，像是“一滴水进入汪洋大海”。

　　他认为藏绣发展现状的瓶颈是产业化程度太轻：目前只在青海，而且整个青海也只有不到40家藏绣企业，“民俗化能力有限，宗教色彩浓厚”。

　　还有一点，精致程度不高，“藏绣产品要提高精致程度，但是藏族的特色还不能丢。”他说，“我们希望政府能拉一把，给我们更高的角度，也能给我们更多的资源。”

　　他能说出很多附近州、县特色手工艺品进行文化产业转换的成功案例，其中的共同点是，似乎只要被资本关注，会有无限的春天。

　　周本加则认为：“的瓶颈是企业没有验收关，整个行业没有可以量化并且实施的标准。”

　　另外，“作为有引导企业责任和义务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们很少有机会知道外面的同行是怎么做的。”周本加说，“可能企业自己会有考察和交流的机会，但是作为政府部门，至少局长、主管县长应该多被带出去看看，我们也才能知道怎么引导好的企业走出去。”

　　占地30亩、预计投资2000万元的贵南歌舞藏绣产业园正在研究之中，周本加期望：“现在协会和企业还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基地作用，招商引资，挖掘、培育若更多公司，生产更多经典作品。”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