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产是人类从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可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两类，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科学等方面的价值。

　　中国民族工业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江苏是其发祥地。自19世纪中期以降，南京、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徐州、连云港等地，建立了机械、缫丝、纺织、面粉、火柴、采矿、电力、化工、玻璃等产业，诞生了金陵机器制造局、裕昌缫丝厂、江南水泥厂、恒源昌毛纺厂、幕府山煤矿、利国驿铁矿等在全国居地位的公司企业，其中，大生纱厂、茂新面粉厂、鸿生火柴厂、韩桥煤矿、江南水泥厂是行业中或者。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近现代工业遗存，已成为江苏内涵丰厚的文化沉积层。

　　茂新面粉厂

　　驶向世界的大“兵船”

　　周六一大早，家住无锡的马莉莉像往常一样牵着哈士奇犬“莉莉”，从小区出发，沿着振新路，走过茂新面粉厂旧址，到达西水廊桥，这是两个莉莉的习惯线路……

　　在无锡做生意做了10年的马莉莉自然知道中国工商业博物馆其实是赫赫有名的荣氏家族荣宗敬、荣德生开办的茂新面粉厂的旧址，她更清楚，无锡人的“精明务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原本在上海随父亲开办钱庄，钱庄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谋求新的发展。一年的时光，让荣德生见识了广东人活络的经营思路，并从进口交易中发现面粉销路广，国内生产厂家却寥寥无几。巨大的市场摆在面前，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一拍即合：1900年，茂新面粉厂创建，1902年投产，日产面粉很快从300包发展到3000包。1914至1922年，荣家面粉产业迅速扩张，一度占领全国面粉市场的29%，到抗战前，荣家已经拥有十多家面粉厂，“面粉大王”的称号叫响全国。

　　中国工商业博物馆里，陈列着茂新面粉厂出品的“兵船牌”面粉的商标旧影。随着茂新厂与荣氏企业的扩张，这个品牌衍生出“绿兵船”、“红兵船”，解放后公私合营后，还诞生了“蓝兵船”。历史上，“兵船牌”不仅行销全国，还走进东南亚甚至欧美市场。航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兵船牌”，直到2003年茂新厂关闭才退出超市，归于历史。在地方史志学者蔡剑鸣看来，“兵船牌”是茂新厂的灵魂，“兵船牌”的传奇是荣氏家族实业救国达到的高点，是无锡的老祖宗们荣耀的佐证。

　　实业救国，没有商业精明只会是一句空话。学者们认为，荣氏兄弟之精明在于，在全国各地设立麦庄，每逢新麦上市，大规模抛售面粉，以压低粉价和麦价，之后各地麦庄在当地粮行大量收购麦子，这样储备了大量底价麦以供长期生产。而小厂无力屯麦，只能在麦收季开工，其他时间停产，荣氏则利用“时间差”很快占得了国内市场。同时，荣氏面粉企业广泛采用从英美法等国引进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进一步拉低市场价格，对洋面粉形成正面阻击，使进口量逐步下滑……

　　抗战后，茂新厂历经过辉煌，也遭遇过挫折；解放后，茂新厂经历了公私合营，改革开放后转企改制，多少人的命运与记忆都融在茂新深厚的传统之中。今年60岁的张坚，1970年进入茂新厂，一干三十多年。开始他做机械工，曾经惊讶于老祖宗眼光之久远——那条解放前来自英国的生产线，竟然在荣氏兄弟逝世后正常运转了半个多世纪。1993年张坚升任综合办主任，此后十几年,年夜饭前，他总是带着值班职工在厂房里楼上楼下地巡视，手上的大钥匙串和着脚步“哗楞哗楞”地响着。

　　2003年，走过一百多年春秋的茂新面粉厂关闭了，张坚怅然若失。让他深感安慰的是，在原址上建民族工商业博物馆时，博物馆特意请他带着工人按原样组装了一条生产线，为参观者提供直观的感受。这是张坚一次为茂新厂拿起扳手。他，一个曾经的茂新人，以这种实在的方式将自己的纪念封存在博物馆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南通大生纱厂

　　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冬日的暖阳下，大生纱厂静静伫立在南通唐闸工业老镇的东北角，时间的长流冲去了工厂往日的繁华，但百年钟楼浑厚的钟声仍在厂区回荡。

　　大生纱厂诞生于1895年，中国社会正风雨飘摇：《马关条约》刚签订不久，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设厂，为抵制外人争抢国内资源，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开始四处物色人选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工厂。清末状元、翰林院修撰张謇因父丧正在通州(今南通)老家守制，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准备在家乡招商创设工厂。通州盛产良棉，布业兴旺，据记载，当时每年耗用的机制面纱已价值40多万两，因此张謇经过多番考察后决定创办纱厂。同年11月，张謇召集通州、上海、浙江等地的6名富商共同出资，至此，作为中国近代民族轻工业先驱的大生纱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几年间大生开始急速扩张，到1903年，全厂共有纱锭40800锭，占全国纱锭总数的11.9%。到1907年，大生甚至得到“商部”允许，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

　　“‘大生’这个厂名是张謇先生亲自拟定的，取自《易经·系辞》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厂名既昭示张謇先生实业报国之心，又兼怀儒商的诚信之本和宏图大志。”向记者谈起工作了40多年的大生纱厂，左成懃脸上显出自豪的神情。左成懃19岁进厂做纺织女工，2004年，大生纱厂由国有全资改制为国有控股集团，她任董事长。她对纱厂有着足够深厚的感情，和足够绵长的回忆。

　　左成懃原先工作的二纺车间，已经原地翻建，成为一家中日合资纺织企业的车间，不变的是里面依然在纺纱。宽敞明亮的厂房里，一排排纺纱机整齐划一地排列，24小时不间断地运转，将一根根棉条纺成粗纱。“现在的厂房和设备都好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墙上漆都掉了，几乎是个砖房。”左成懃1970年进厂，那时二纺车间已经使用了50多年，古老的砖木结构厂房尽显老态，老旧纺纱机的噪音也十分刺耳，但左成懃回望往昔，由衷地觉得“这里依然在纺纱，真好。”

　　岁月并没有洗去老纱厂所有的痕迹。经过厂门口的钟楼再往前走几步，一栋砖木结构的老楼会映入眼帘，左成懃口中“张謇老先生的铜像”在这里。

　　老楼建于1900年，是初期高层管理机构的办公楼——公事厅。楼内大厅悬挂着张謇恩师翁同龢手书的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道出了大生纱厂创办的初衷。

　　公事厅不远处有一栋类似的老楼，是纱厂的专家楼。建厂初期，一切有关机械设备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大小事务，完全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机匠，纱厂专门建造了这座专家楼，供洋专家们居住。外国工程师和厂方订立了非常苛刻的“合同”：规定只要机器在运转，工程师们可以数月不到厂，厂方按月照常支付薪金；工程师汤姆斯的年薪是张謇的25倍，达到5000两。大生集团办公室主任张国清慨叹道，“这栋楼提醒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纺织技术。”

　　除了两栋砖木结构的老楼，纱厂门口，一个由4根花岗岩柱组成的牌坊也依然“站”在那里，上面“大生码头”的烫金大字没有因时光的侵袭而褪色，不时有运棉船停靠码头，一桶桶棉条搬运上岸。当年，张謇先生没事来到码头，忙碌的景象让他觉得安心。今年是张謇先生诞辰160周年，他地下有知，看着以民生为本的大生事业生生不息，应该觉得安心吧。

　　北京中华世纪坛，镌刻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重大事件的青铜甬道上，大生纱厂的条目赫然在列。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先驱，作为近代爱国者艰难探索“实业救国”道路的缩影，大生纱厂配得上这样的荣光。

　　江南水泥厂

　　“诺亚方舟”16年的坚守

　　在简朴的家中，88岁的苏州大学老校长陈克潜，向记者娓娓说起父亲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的往事。

　　1889年，李鸿章命唐廷枢在唐山开办细绵土厂(英文水泥cement音译)，即后来一厂独大的启新洋灰公司的前身。江南水泥厂于1935年由启新洋灰公司的股东集资建成，陈范有为创始人。工厂建在南京栖霞山麓，是当时国内两个的水泥厂之一，谁知工厂甫一建成，尚未开工，南京即陷入战火。

　　1937年12月9日，栖霞被日军占领，江南水泥厂因悬有德国、丹麦的旗帜，日军未进入，有难民不断涌入厂中，颜柳风记载：“职因同属国人，为良心所驱，不得不设法收容……”据陈范有记录，江南水泥厂前后收留难民3万人。在日军屠城的黑暗岁月，江南水泥厂之所以能与栖霞寺、拉贝设立的国际安全区一道成为“诺亚方舟”，源于一个巧妙的护厂计划。工厂招标招得丹麦与德国的机器设备，欠丹麦厂商的贷款尚未还清，日军即攻打过来，董事会于是请求丹麦公司派人护厂，因“贷款未清，产权尚未完全移交”，机器仍属于丹麦，由丹麦公司护厂，日军不敢贸然进犯。然而，丹麦厂商一时难以联系，董事会紧急找到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两名外国人暂时充当护厂人员：德国人卡尔·昆德，丹麦人辛波，二人同日语翻译颜柳风、英语翻译李玉麟组成护厂队。

　　陈范有从未向子女炫耀过这段历史，从陈克潜的回忆中可以感觉到，民族工业家的济世情怀并非一时迸发，而是秉性与信念使然。陈范有从北洋大学土木系毕业后，本希望出国留学，祖父却让他回老家安徽，为乡亲们建一座桥，于是，陈范有回到安徽，用3年时间设计建造了一座桥。

　　抗战期间，在日伪双重压迫下，陈范有坚持“不合作，不资敌”的原则，日军没能获得急需物资，但还是抢走了水泥厂的设备，运到山东准备生产造飞机的原料铝，并企图将江南水泥厂改造为酒精厂……但在董事会机智的拖延下，日军的图谋尚未得逞，日本全面投降。

　　抗日胜利后，江南水泥厂的重建困难重重。当时全世界生产水泥的设备都很稀缺，陈范有向联合国救济总署申请派员调查，获得配置设备的权利，又多方筹资，从美国购得世界的水泥设备。

　　1950年9月，江南水泥厂终于开工，距筹建办厂，已经过去了16年！16年的坚守，靠的不仅是民族工业家百折不挠的坚韧，还有严谨、诚信的创业理念。陈克潜从旧资料中整理出厚厚一摞月度报表，每一个月都十分详尽，盖有3名管理人员的印章。报表显示，抗战停产时期，留守人员依旧可以拿到工资，后来日军劫机毁厂，经济十分困难，水泥厂仍坚持把贷款还完。

　　秉承严谨、创新的理念，江南水泥厂在开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行业翘楚。上世纪60年代，全国31家大中型水泥厂26项技术经济指标竞赛，江南水泥厂名列，建材部写了10万字调查报告，向全国建材系统推广其经验。江南水泥厂出口的“五羊牌”获得金奖，在国际市场上广受好评，在港澳地区被誉为“泥霸”。2000年以后，江南水泥厂因污染问题大部分关闭，只剩下做熟料、开矿石的业务。

　　陈范有从不让子女过问他的事业，原本陈克潜对江南水泥厂并不了解。2000年后，工厂的内部资料流出，陈克潜放下自己的科研，用了十多年时间搜求历史资料。钦敬民族工业家的何止是陈氏后人，江南水泥厂旧址如今已成为民族工业遗产的瞻仰之地。 

　　鸿生火柴厂

　　小火光点亮民族工业

　　“建筑中发生的故事，往往比建筑本身更耐人寻味。”苏州泰让桥下，胥门古运河畔，一座灰色砖墙、大窗户的二层楼，显得很有腔调，又有些遗世独立的味道，苏州工商档案管理中心的陈燕萍告诉记者，自己不知看过这小楼多少次，仍觉得它韵味无穷。“这座英式建筑是创办于1920年的苏州鸿生火柴厂的一间老仓库，是鸿生火柴厂遗留的建筑。”

　　二层小楼的旧主人是商业巨子刘鸿生。他祖籍浙江定海，1888年生于上海，在开采韩桥煤矿十余年前，与人共同创办了他的家企业——华商苏州鸿生火柴股份无限公司。

　　“刘鸿生创办火柴公司，一个原因是与岳父怄气。”苏州火柴厂厂史编写组的浦鉴初讲起一段插曲。刘鸿生原来只是上海开平矿务局的推销员，与上海燮昌火柴厂老板叶澄衷之女叶素贞青梅竹马，又是同窗，感情甚笃，但叶澄衷认为刘鸿生不是实业家，跑街赚钱靠不住，反对女儿嫁给刘鸿生。叶素贞不从父命，与刘鸿生成婚，婚礼那天，刘鸿生发誓：“我要开一爿火柴厂，挤垮燮昌厂。”

　　跟岳父怄气的插曲只是正史的点缀，刘鸿生办厂更重要的原因是实业救国。1919年，巴黎和约激起国人的极大义愤，纷纷抵制日货。同时，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办火柴厂比办纱厂或面粉厂投资少、风险小，所以刘鸿生决定创办火柴工业。

　　那时火柴市场被“洋火”倾销垄断，尤其是瑞典的“凤凰牌”火柴和日商的“猴子牌”火柴。在苏州市档案局工作的俞菁，在档案馆中发现一张1929年华商鸿生火柴公司的《提倡国货单》，传单以“同胞们快醒醒吧！”开头，戳穿了外国商人的阴谋：“我同胞们再不觉悟，仍贪目前外国火柴一时的价钱便宜，将来全中国火柴厂被他完全打倒，外国火柴要抬价，便宜的也要每盒五分，昂贵的更要每匣一角。”

　　空喊“抵制日货”没有用，广告好不如火柴好。刘鸿生花大成本引进国外的技术，请来留美化学博士林天骥做工程师，改变火柴头粘胶配方，将原本易燃的有磷火柴改进为安全产品，而且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

　　瑞典火柴商多次想要收购鸿生等民族企业，刘鸿生一再抵制，洋人便仗着资本雄厚，以一半成本的价格倾销“洋火”，许多中国火柴厂家被迫停工、倒闭。刘鸿生联合其他各家火柴厂商，成立火柴同业联合会，共同议价，避免恶性竞争，并向政府请愿减少火柴捐税，限制瑞典火柴进口。同时，他采用大规模民族资本联营的方法抵抗外商入侵。1930年7月，鸿生、中华、荧生三大火柴公司联手，成立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刘鸿生出任总经理。瑞典方面见状向国民政府提出，以1500万元贷款换取中国的火柴专营权50年。刘鸿生代表中国火柴联合会向国民政府提出质疑，经过一番交涉，终洋人鲸吞中国市场的计划未能得逞。

　　建国后，鸿生火柴厂的设备与技术在中国火柴业中首屈一指。苏州文化名人秋末先生1973年进入鸿生火柴厂宣传科，他在文章中回忆：初始，不少工序都是手工操作，到60年代中后期，生产火柴的主要设备连续机，先由济南火柴厂试制成功，苏州亦随即制造出来，结束了以人工操作为主的历史。厂长向他介绍，“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小小火光点亮了民族工业。1933年，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参加芝加哥世博会，70多年过去，那次展品中的每根火柴都还可以擦燃使用。

　　韩桥煤矿

　　“学大庆，赶韩桥”

　　一个名为“散漫乐园”的博客记载了韩桥煤矿的点点滴滴，成为不少人共同缅怀韩桥煤矿的家园。博客主人叫高强，1983年进矿，一直工作到2008年煤矿关闭。生在韩桥，长在韩桥，高强现在市区工作，每周还回一趟位于韩桥的老家。

　　高强告诉记者，韩桥煤矿的前身是贾汪煤矿。光绪六年(1880年)的一场大水，冲出了蕴藏在贾汪腹地的万年煤海，两年后，洋务派首领左宗棠为加强海防，“拓增船炮大厂”，上奏光绪皇帝“请开江苏利国煤矿”，准奏立案后，南京候补知府胡思燮来徐州筹办矿务。1884年，贾汪诞生座煤井，从此地下开采便成了贾汪人的主业。真正意义上的韩桥煤矿是1933年由民族资本家刘鸿生创立的。解放后，韩桥煤矿成为徐州煤田的核心部分。

　　高强博客里贴着一张上世纪韩桥煤矿的全景照，高高的井架矗立在气势磅礴的矿区，难怪后来成为诗人的矿工孙友田1957年来报到时，一眼被它吸引：“那挺立的是诗，那闪光的是诗！”

　　直到上世纪末，韩桥都是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高强的父母上世纪50年代下放到韩桥煤矿。高强做行政，也下过井，深知矿工的辛苦，特别是掘进工和采煤工。韩桥煤矿是薄煤层，只有六七十厘米高，干活时像在床肚下一样，必须弯腰弓背，脊梁顶在石头上，时间一长全是老茧。按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实际上远远不止，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

　　韩桥的煤品质优良，俗称“肥煤”，许多企业“只烧徐州煤”。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沸腾的矿山，工友们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干劲。1977年，高强的父亲参与组织“百日红”劳动竞赛，全国闻名，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学大庆，赶韩桥”一时成为中国矿工的口号。而开表彰大会时，发条毛巾，发只茶杯，劳动能手们高兴坏了。

　　对韩桥煤矿，高强的记忆是暖色的，他的老邻居周梅森的记忆则是冷色的。作家周梅森以煤矿文学起步，《沉沦的土地》、《黑坟》中都有韩桥煤矿的影子。他通过电子邮件与记者交流，淡淡的叙述中透出感伤。他不满一岁随父母从扬州到徐州，在煤矿半工半读3年，高中没毕业分配到煤矿工作，家里窗台上永远积着厚厚的煤尘，地上不用说也是煤尘。他有几个同学同事死于井下事故……

　　那时，矿工地位很高，工资在各行业中可能是的，周梅森的一个同学被分到镇政府房管局当公务员，他一心想到矿上来下井，多拿十几元下井费，没能如愿，为此大哭一场。不曾想，命运之轮转到新世纪，在煤矿的同学都下岗了，他却做到了副镇长。

　　资源开采型企业不可避免的由盛而衰。市场经济以后，统一调拨的销售渠道不复存在，加之生活用煤减少，煤矿业日渐式微。1996年是个转折点，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煤矿业，煤卖不出去，只能堆在厂里自燃。2008年底，拥有近130年开采史的韩桥煤矿因资源枯竭、成本过高等原因彻底关闭，除了一些地面三产人员，其余职工全部下岗。

　　高强说，曾有一位矿大教授打算将韩桥煤矿做成煤矿遗址公园，结果发现这里已是一片荒芜，关闭时设备都被拆掉卖钱，只剩下一座办公楼，那是为淮海战役阶段的胜利建立首功的贾汪起义旧址，楼顶已经塌掉。

　　对于煤矿破产，周梅森依旧淡然：有生有死，目光应该投向前方：“我们不能在苍凉而满目疮痍的大地上只留下贫穷与怨恨，现在有些工作正在做，当地为它花了不少精力和财力，大自然也正用它的造化一步步恢复着它的元气，希望我们能尽量做得好一些。”

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