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五口通商以后，上海为何会很快地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为何会在晚清民国时期成为新生力量的滋生地带，成为战乱期间富商和名人寄居之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又为什么能够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在昨天举行的第60届文化讲坛上，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文学院院长梁元生，作家陈丹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四位嘉宾，带领观众追溯上海开埠170周年，解密这座伟大城市的文化性格。

　　熊月之：上海文化保持着自我批评的精神

　　1843年，上海开埠，跨入了“近代”的历史门槛。在熊月之看来，中华民族由落伍而受辱，继而抗争，开埠通商是其中的关键性历史事件：“一方面，外国的军队、资本等通过通商口岸进入中国，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与文化渗透；另一方面，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刺激了中国人民觉醒，也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开埠促进了上海的飞速发展。熊月之举数字说明：“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是全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10倍以上，包括从外地和外国来的移民，占上海总人口的85%”。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文化多元成了近代上海的明显特征。熊月之认为，多元文化共存令城市海纳百川，气度宽容。重视学习、崇尚竞争、追求，成为上海人的特点。“上海的文化保持着自我批评的精神，经得起批评，有韧性，更宽容，这也是上海文化有活力的根源所在。”

　　梁元生：城市要为“之间人”留一点空间

　　梁元生的演讲是在对上海与香港的两地异同的分析中进行的：上海和香港都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迈向开放的，可以说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面。但香港除了本地渔民外，多为广东、福建移民，闽粤文化构造了香港的早期社会；而1843年的上海，以吴文化为主流，也不乏北京、山东、广东等地的移民。因此，接受新移民、新文化的速度而言，上海比香港更快。

　　与上海的多元开放不同，香港的开放是双语言、双文化。梁元生回忆自己的求学过程和学术经历，认为双文化、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两条轨道。他将能够游刃有余地穿越在双文化、双语言之间的人称为 “之间人”：“‘之间人’越多，这个城市的文化越活泼。我们谈到的徐光启、颜咏京都是‘之间人’，各大商行的买办也是‘之间人’。”梁元生认为，上海虽然多元，但仍然有很多隐藏的界限，而“之间人”恰恰善于跨越这些界限，“城市应该留一点空间给‘之间人’，让他们做汇通的桥梁。”

　　陈丹燕：上海非常有趣，充满着冲突

　　陈丹燕是上海作家，但她其实出生在北京，幼时随父母迁居上海。如果当年没有移居上海，陈丹燕或许是北京作家、杭州作家，“但我后来想过，我还是非常愿意成为上海作家的。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它充满着冲突。一个冲突剧烈的地方给生活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性，作家会一直被它鼓舞，想要探索、想要写作，上海对我来讲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陈丹燕向观众们介绍了一个被淹没在近代史中的名字——颜咏京，他是能查到的史料中早的一个抗议制止华人进入外滩公园园规的人。作为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人，他一次次地向洋人争取公民权利，也敦促国人遵守公民义务。“这个人这么有活力，这么有向往。他的理想是，在上海能够平等地相处，向世界上任何的、好的东西开放。综合，包容，平等，这是我所认为的上海的重要精神。”

　　李天纲：说上海人“崇洋媚外”不可取

　　比上海开埠早200多年，已经有一个上海人“睁眼看世界”，他是徐光启。

　　在李天纲眼中，徐光启是位近代意义上的上海人：“他可以代表明末清初的一批人，非常注重学习西方。当时，中国在总体上还于西方，徐光启主张学习，翻译《几何原本》，推动种植番薯等等。”徐光启把外国人当作客人，以我为主，相互学习，兼容并包。“你说他‘崇洋’可以，但‘媚外’是没有的。徐光启是把钱给外国人做中国人需要的事情，他有海纳百川的一面。”进而，李天纲认为说上海人“崇洋媚外”是不可取的。

　　对于流行的“新上海人”这一概念，李天纲有独到的见解：“我从来不用‘新上海人’这个概念。如果要用，我认为它不应该指刚刚移民上海的人，而是指文化融合、包容和谐、进取向上的‘新’上海人。”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