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京杭大运河的变迁宛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经元朝政府的大力疏浚与开凿，这条沟通南北的水上动脉最终成型，成为我们今日所见的京杭大运河。及至明清，朝廷定都北京，对京杭大运河愈发重视，在元朝所奠定的运河基础上大力扩建。为充分发挥其“南粮北调”的漕运功能，朝廷特意设置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精心打理这一国家命脉。

永乐十三年（1415 年），大明工部尚书宋礼向明成祖朱棣上了一道奏疏。他在奏疏中言辞恳切地指出，海运之路充满艰难险阻，每年都有船只因风浪等意外而损毁，甚至有船只被海浪吞噬。相关官府虽需紧急修补船只，却因时间紧迫，往往只能向百姓横征暴敛，致使百姓苦不堪言，而修补后的船只质量也难以保证。从运输效率来看，一艘海船需百人方可运送千石粮食，其耗费却足以打造二十艘能装载二百石粮食的河船。这二十艘河船仅需十人，便可运送四千石粮食。两相对比，利弊一目了然。基于此，宋礼奏请将镇江、凤阳、淮安、扬州以及兖州等地的粮食，合计百万石，改由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而海运则改为三年两运。

彼时，水利专家、明清漕运制度的重要奠基人陈瑄，成功治理了长江与淮河的水利问题，使得京杭大运河的运输功能得以充分展现。鉴于此，大明政府果断废除海运，转而全力依靠京杭大运河进行水运。

无锡，这座地处江南的明珠之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北依长江，南拥太湖，江南运河如一条灵动的丝带穿城而过。城内水网纵横交错，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自古便是重要的产稻区。凭借这般优越的先天条件，无锡迅速崛起，成为京杭大运河粮食运输的关键集散地。

大清初期，朝廷规定官粮由官府统一经办。然而，随着征收粮食数量的不断增加，无锡的粮食外流现象日益严重。本地粮食供应愈发紧张，不得不从外地调入粮食以满足民众生活所需，无锡由此逐渐形成了粮食交易中心。

时光流转至大清中晚期，京杭大运河部分河段出现堵塞问题，朝廷无奈之下决定放弃运河漕运，重新启用海运。这一决策使得众多州府的官粮在运往北京途中，需途经无锡并在上海集中装船。运输成本的增加，促使许多州府选择在上海周边城市采购粮食，无锡因而成为官粮采购的重要城市。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偿还巨额赔款，将征收粮食改为收取白银。无锡的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从单纯的粮食周转地，逐步演变为粮食交易地，最终跻身全国“四大米市”之列。

在无锡，素有“八段米市”的说法。其中，北大街范围内便占据四段，分别是三里桥、外黄泥桥、北塘、北塘口。

无锡米市最初兴起于南长街和伯渎港一带。但随着粮船数量的急剧增加，米市逐渐迁移至三里桥附近。三里桥所处的大运河河段，水面开阔，为粮船停泊提供了极大便利。从江尖渚到吴桥，可同时停泊上千艘粮船，场面蔚为壮观。三里桥米市的繁荣，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带动了堆栈业、碾米业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无情地冲击着这座繁华的米市。抗战时期，三里桥米市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部分粮行、米店、堆栈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抗战胜利后，尽管无锡米市在各方努力下有所恢复，但受时局动荡的影响，始终难以重现昔日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交通方式的变革，无锡三里桥米市逐渐走向衰落。如今，当我们漫步在北塘大街，眼前是亲水而建的古朴建筑，耳边仿佛回荡着往昔的喧嚣与繁华。在这新时代的运河两岸，如诗如画的绝世风光，正静静诉说着这座城市与大运河之间千丝万缕的深厚情缘。